柏拉图式的爱情是什么意思

建挽回爱情的话语设理想新社会:旧梦想破灭下

时间:2019-01-12 11:01 作者:admin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4期,作者:邓鹏 系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教授,原题:《文革前上山下乡运动与乌托邦理想》 在过去二三十年时间里,中国大陆的许多人、包括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4期,作者:邓鹏 系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教授,原题:《“文革”前上山下乡运动与乌托邦理想》

  在过去二三十年时间里,中国大陆的许多人、包括一些学者将上山下乡运动跟联系起来,对“文革”十年和知青运动进行同步考察,一些地方政府的文史(地方志)编撰人员甚至将1968年底发表的《12。22指示》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起点。这种概念和史实上的混淆表现出许多人对上山下乡运动或知青运动的了解不全。根据参与这项工作的政府官员提供的信息,这一运动肇始于五十年代中期、合作化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此后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形成势头。1964年,上山下乡成为发展国家经济社会的一项国策,随之出现了这一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其标志是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期间的老三届和新三届的下乡则是这个运动的又一个高潮。本文旨在透过1955至1968年间中国大陆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社会经济原因,着重探讨这一运动的文化和精神内涵。本文作者认为,1968年底前的上山下乡运动大致有这样几个重要的属性:一、经过1955年至1963年的摸索,1964至1966年间中国官方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理论框架基本形成,对这一运动的宣传形成气候;二、尽管上山下乡自始至终都是经济上的权宜之计,但是在长达二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中国的各级领导却一再给经济上的需要覆盖上浓墨重彩的政治包装,相比之下,1966年以前的上山下乡运动较之“文革”中的知青运动有更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一时期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暴力、尤其是阶级斗争和政治歧视的牺牲品,却富于一种蒙昧的浪漫主义情怀;三、虽然本人并没有参与“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具体部署和实施,这一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是领导的一场农民革命包含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为了讨论的方便,我将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称为毛式乌托邦。〔1〕这意味着,首先,上山下乡运动的缘起跟毛式乌托邦的失败基本同步;其次,“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整体和参与运动的个体都体现了的空想社会主义;再者,和时代的其他群众运动一样,毛式乌托邦在上山下乡运动的自始至终都带有欺骗(包括自欺欺人)和强制的成分,而由于欺骗和强制跟乌托邦提倡个性自由和捍卫生命尊严的本质相对立,所以靠极权手段来推行和维持的毛式乌托邦有一种先天不足,这注定了它会以失败告终。基于这样的见解,本文作者认为,“文革”前的知识青年无论出于自愿下乡、还是被迫下乡,其经历都是毛式乌托邦的祭品和见证。

  广义上的乌托邦是一种理想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众生平等、民风淳朴、人民安居乐业,没有战争、没有暴力。它的产生多半因为人类经历了太多的灾难和痛苦,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而产生出对一个理想世界的期翼。中国古代的哲学家老子提出这样的构想:“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兵甲,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向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2〕这样的理想境界,在古代中国的农耕社会和皇权专制之下,当然没有实现的可能。老子痛苦地认识到,天之道的实质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而人之道的残酷现实是“损不足而奉有余”。在天灾和人祸同时降临的时候,中国社会往往出现剧烈动荡甚至爆发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初期往往呈现一些乌托邦式的理想,制造革命的凝聚力。这种情形在《水浒传》这部小说中表现得活灵活现,梁山好汉互相称兄道弟,口口声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建挽回爱情的话语设理想新社会:旧梦想破灭下的式乌托邦这帮草莽英雄的社会理想和行为方式比较确切地概括了中国历代农民的朴素的乌托邦意识。在中国近代,由于西学东渐,激进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在寻求社会变革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吸取了一些西方的乌托邦思想。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场农民革命的领袖借用基督教的教义来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造反,给他们的追随者地上天堂的许诺。太平天国的诸多文献如《颁行诏书》、《太平诏书》、《天朝田亩制度》等中,挽回爱情的话语农民乌托邦的理想反映得非常充分。为了建立这样的天堂,太平天国的将士前仆后继,不惜流血牺牲。但是这样的乌托邦理想却掺杂了太多的小农意识、等级观念和皇权思想。领导核心的动机不纯构成这一革命运动的致命弱点。所以,太平天国后期出现的高层专权、腐败、、天京城里的流血内讧也就不难理解。可以断言,即使没有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或华尔和戈登率领的洋枪队,太平天国的乌托邦理想最后也将不攻自破,以失败告终。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满清政权的日薄西山、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甚嚣尘上和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的年代,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一直没有中断。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里把公羊三世说与《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思想结合起来,进一步论证了乌托邦的历史进化观。《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3〕在满清政权风雨飘摇的形势下,提出了一个没有等级差别、没有私有制的太平世的大胆设想,可谓振聋发聩。康氏对太平世的许多设想虽然幼稚可笑,却集中反映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理想社会的急切企盼,这样的理想,吸引着二十世纪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改革者和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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