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式的爱情是什么意思

专访|桑布拉:诗歌是智利的强项

时间:2018-12-21 16:58 作者:admin
在思南文学之家上海国际文学周的对谈活动开始前十分钟,我们还堵在南昌路、瑞金二路口。乘坐身后另一辆出租车的九久读书人编辑彭伦决定下车步行。亚历杭德罗桑布拉(Alejandro

  在思南文学之家上海国际文学周的对谈活动开始前十分钟,我们还堵在南昌路、瑞金二路口。乘坐身后另一辆出租车的九久读书人编辑彭伦决定下车步行。亚历杭德罗·桑布拉(Alejandro Zambra)发现了彭伦一闪而过的身影。“咦发生了什么?”他问我。我向他解释,彭伦认为快来不及了也许步行更快,但我觉得堵过这一段就会好。

  “我们一定会赢。”他带着拉美人特有的乐观精神对我说道。显然他丝毫都不焦虑。很快,我们又继续谈论起了《重庆森林》。

  这位1975年出生于智利圣地亚哥的诗人及小说家——他的小说《盆栽》、《回家的路》及《我的文档》近日出版了中译本——是王家卫的超级粉丝。他继续滔滔不绝地向我描述起《重庆森林》里的场景调度是多么天才,以及那个女孩(王菲)有多美。“只有最新的那部功夫片我还没来得及看,”桑布拉说,“那部片叫什么名字?”“《一代宗师》。”我告诉他。这时,我们的出租车才终于抵达了思南文学之家。

  在拉美人的世界里,时间富有弹性。足够再抽一根烟的工夫,桑布拉先生一边与另一位嘉宾张悦然打着招呼,一边迅速从国际文学周的背景板上找到了自己的头像。“那是我最丑的一张照片,”他假装认真地说道,并挪动步伐站到了背景板前,似乎要作一番真人与照片的比较。是的,三分钟还足够来几张自拍。

  那一天的上海烈日灼人。下午,当来自世界上最寒冷的国家(智利读起来很像“chilly”是桑布拉某个短篇里的梗)的亚历杭德罗·桑布拉与智利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埃徳蒙多·布斯托斯·阿索卡尔先生出现在深藏于永福路一栋老房子里的Mephisto二手书店时,两人几乎汗流浃背,但强力空调和书很快令他们兴奋了起来。摄影师王寅向他们展示了自己拍摄的大作家们,亚历杭德罗·桑布拉显然也将、或已逐渐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作为拉美文学爆炸的第三代,他先后入围“波哥大39”社团(los 39 mejores ESCRITORES menores de 39 a os)及《格兰塔》杂志2010年评出的“最佳西班牙语青年小说家”之一。

  我们的采访是在离Mephisto二手书店几步之遥的雍福会里进行的。“有猫的味道,”刚一踏进雍福会,桑布拉先生便一口断言猫的存在。他是对的。或许这就是作家的天分,他们足够敏感,能用语言译出我们多多少少都感觉到了、但却无法指称的那种味道。

  问:不少小说家在青年时代或创作初期写诗,作为一种语言和风格的练习。在你出版《盆栽》(Bons i)前,已经在智利出版过两本诗集《无用的海滩》(Bah a In til)及《移动》(Mudanza)了。是什么使你决定开始写小说的?

  答:我当时正在创作一本名叫《盆栽》的诗集,一直写不出来,所以就改写成了散文(注:指与诗歌poem相对的散文prose),而我的散文与诗歌在文风上并没有太大差别。

  问:大部分诗人转型的小说家一旦开始创作小说,就很少再回头写诗了。而你却在2014年又出版了一本诗集《传真》(Facs mil)。诗歌这种体裁对你来说有什么特殊的诱惑力?

  答:我读诗歌远远多于读小说。我从未想过停止写诗。你可以将2014年出版的《传真》看作一本诗集,也可以看作散文诗,或在两者之间。我在一长段时间里没有出版我的诗,是因为我不太喜欢我自己写的诗。(笑)

  问:智利有很长的诗歌传统。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Gabriela Mistral)和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先后在1945年和1971年赢得诺贝尔文学奖。你的写作是否深受诗歌前辈们的影响?

  答:我的写作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但智利诗歌是最主要的。有趣的是,在智利,诗歌在某种程度上比虚构写作更重要。因为传统很强大,有很多伟大的诗人,同时,又发生了很多关于诗歌的激烈争论。倒不是说我们赢得了诺贝尔的几块金牌,也不是说人们读很多诗歌,而是人们会觉得诗歌对于我们的国民性而言非常重要。对我的写作来说,诗歌是出发点。

  答:我们有诗人中的超级明星聂鲁达,他这一个诗人里有很多诗人(many poets within a single poet),他的写作在改变,但他一直很出名也很流行。之后,有了尼卡诺尔·帕拉(Nicanor Parra),我读到了他的《反诗歌》(Antipoems)。就像阴和阳一样,以前诗人们会想,我要写得像聂鲁达或者像帕拉,这时候他们意识到他们应该写得像自己。我觉得米斯特拉尔像聂鲁达一样伟大,她写一种很不同的诗歌,但一开始并不被欣赏——她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才获得了智利国家文学奖。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伟大的诗人,在我十八岁时,我的文学偶像是恩里克·林(Enrique Lihn),“林”听起来很中国;还有贡萨洛·米扬(Gonzalo Mill n)。

  问:刚才你提到尼卡诺尔·帕拉的《反诗歌》。而你的小说叙事也经常中断、反思小说体裁,是否可以将你的小说定义为某种意义上的“反小说”?

  答:我不会那么说……我不想定义自己的小说,但我同意这一点:因为这与“找乐子”(having fun)有关,当我写作时,这点很重要。有时我写着写着觉得无聊了,于是我就换一个层面写。这么说吧:我的起点是《盆栽》。而当我写小说时,我有一点反对小说。当然,我是想到了我不喜欢的小说。小说总有那样一种传统观念,要讲故事;作为读者,我也读到了很多缺乏密度的小说;所以我要批评这种观念。《盆栽》里的游戏性便与此有关。我就想:好吧,我就在第一段告诉你们结局,因为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试图传达的感情,我因此获得了一些距离,来谈论我所讲述的故事。所以《盆栽》在我看来是最具有游戏性、也是最伤感的小说。像一个悖论:唯一能够讲述这个伤感故事的方式,就是快乐地讲。

  问:你在《卡米洛》里写道,“诗歌和小说截然不同,小说大抵无聊,诗歌则满是疯癫、狂热,是极端感受的激流。”叙事者的这个观点是否也代表了你的观点?

  答:我喜欢那种语言非常紧密的小说,那种语言有着诗歌的密度;我不太喜欢那些单纯为了讲述一个故事、语言比较贫乏的小说。

  问:说到语言的密度,你是如何达成的?是不断修改、删除,还是通过其他方法?

  答:我希望我文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独一无二的,找不到复制品的。我希望我的故事是我无法写出的诗歌的某种诠释。这是我希望做到的,对我来说,写作是一种手艺活。

  答:普鲁斯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二十岁时第一次读普鲁斯特,那是非常愉悦的经验。在《盆栽》里我也开了个玩笑,关于假装读过普鲁斯特。(你读的是法语原版吗?)不,是西语译本。说来很有趣,如果你的邻居写了一本小说,你读到比如说,街角有一栋红色的房子;你会说,那房子不是红的!是白的。这个家伙在说谎!为什么他要捏造呢?真是个混蛋。但对于作家来说,红色可能代表着一种国家性。所以我们总是在不同的层面上阅读的,阅读译文更是如此,可能是在最糟糕的层面上。

  问:你的小说叙事经常是片段式的、碎片化的?我注意到你手臂内侧的文身也是碎片化的(七巧板)?

  答:你说了我才意识到这点。其实我从小就对碎片化的东西感兴趣。小时候,在我家冰箱上有很多冰箱贴,就是一块块的七巧板的样子,我当时就会一直玩,把它拼出一栋房子。长大后,很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便选择了这个图案作为文身,这个文身的每块碎片之间都是有一定间距的,看起来却还是一幢房子的样子。我也没有想到自己有关于碎片的执念,你或许可以和我的心理医生聊一下。(笑)

  问:你的小说常常具有“自反性”。你的很多人物都是小说家,在小说里常常对自己写的小说感觉失望。他们是否某种意义上你自我的投射?

  答:你是很多人。关于“讲故事”,我最喜欢的一点是存在很多不同的版本。每一次,你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讲故事。而失望,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你通过写作得到的唯一的东西,是交流。我的意思是,分享思想和可能性。我的有些人物是作家,我很抱歉,但我是在谈论我所意识到的东西,而写作与做白日梦很相似,所以任何一个思索过去的人、回忆童年的人,其实都在写小说。童年都是小说,你根本搞不清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你不可能确凿地、诚实地想起你三岁或者六个月时发生的事。写作也不像拍电影,拍电影需要很多资源,而写作只需要词语。所以我就想:好吧,就让他做作家吧,他是在建构过去、以理解现在,很多人每天都是这么做的。

  问:你出生于1975年,正属于在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独裁统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你自己是如何处理历史的真实的?

  答:我的书要讨论的就是这个——如何处理过去。写这本书,就是为了回答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想想童年,关于罪恶感或童真,那真是一团乱麻,因为一如我所说的,童年都是虚构的。我说“虚构”,并不是说那是谎言,也不是说那是“不真实”的,虚构是一种寻找真实的途径。

  问:智利导演帕特里西奥·古兹曼(Patricio Guzm n)的近期作品《故乡之光》(Nostalgia de la luz)和《珍珠纽扣》(El bot n de n car)同样处理国家的记忆。你能否比较一下他的电影和你的小说?

  答:很难比较。古兹曼和我属于两代人。他的电影非常美,但和文学作品所使用的语言是不同的。他采用画外音对素材进行评论,而我处理回忆所使用的永远是词语。

  问:你的《盆栽》也被导演希梅内斯(Cristi n Jim nez)改编成了电影,并在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展映。你喜欢那部电影吗?

  答:我的小说并不是一个适合改编成电影的题材。所以当希梅内斯导演向我发出提议时,我感觉非常奇怪,想不出我的书能拍成一部怎样的电影,我甚至有一些反对的情绪。但另一方面,我又非常好奇。作家创作时,笔下的主人公其实都是有轮廓、身体和面貌的,所以猛然把他们换成了别人的样子就有些暴力。

  而希梅内斯导演说,他不会将小说简单地翻译成影像,而会作自己个人的诠释,我觉得这点非常好。但当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时,我感觉已经失去了我的小说。其实当作家将自己的作品付诸出版时,他已经开始慢慢失去了自己的作品。而当它被翻拍成电影时,失去的东西就更多了。出版一本书就有点像生孩子,虽然我也没生过,但出版后就像把他送出家门了,只能祝他一路顺风,我就要去养育下一个孩子了。

  答:在智利,盆栽并非常见的东西。“盆栽”这个词甚至带有一种先锋感,来自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当时,我的一位朋友正好送了我一盆盆栽,结果养了一年多就死了。但我从盆栽上看见了一种美,这种美是受人为控制的。而且人通常比树渺小,但在盆栽面前人有了主导感。盆栽也让我感受到美感与压抑两者的共存。

  问:《我的文档》里有一篇《世界上最智利的人》。除了智利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这个冷笑话外,你觉得是否存在“智利性”这样东西?

  答:这是个大问题。智利人非常喜欢问关于“智利性”的问题:即我们是谁,我们有怎样的特色和性格。到最后,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不清楚的是什么。智利有一个谜题,即那种对于个人身份的认知常常体现在诗歌里,人们希望用自己的语言来凸显自己的性格。今年奥运会上智利一块奖牌都没拿到,但诗歌却是智利的强项。婚姻情感咨询智利人会通过诗歌来无休止地探寻自己的身份。

  问:从年龄上看,1953年出生的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 o)与你的父辈恰好是同一代人。你曾撰文称波拉尼奥的写作是“斗牛一般的写作”(la escritura como tauromaquia)。波拉尼奥的作品在中国也已大量出版。作为“自波拉尼奥之后被谈论最多的智利作家”(《纽约书评》语),你能否谈谈对他的看法。

  答:我是从1996年开始接触到波拉尼奥的作品的。我非常喜欢波拉尼奥的散文,他的文字呈现出很强的密度,创造了一种诗歌般的维度。他与我读到过的智利作家非常不一样。在智利,诗人也会读一些小说,但读经典文学比较多,读现当代文学比较少,毫无疑问波拉尼奥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当我们谈论波拉尼奥时,我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谈些什么。这种无法归类的特质,对我而言也印证了他的重要性。在后辈作家中,有些就因此写起了小说,如今有些25岁的智利作家就已经出版了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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